[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 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之后

　　口述者 : 灰娃 采访者 : 邢小群　　时间 : 2010年1月～3月 地点 : 北京灰娃的家　　灰娃，又名理昭，诗人，生于1927年，13岁去延安参加革命
　　195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
　　西安的小学
　　1927年，我出生在临潼乡下老家。我这个人发育特别迟缓，懂事很晚。母亲常说：“我怎么命这么苦，生了你这么个傻子！兴许你的命也苦。”因为我眼睛下面有颗滴泪痣。母亲还和别人说，生我的前夜，梦里有人递给她了一枝梨花。梨花也象征命苦吧。
　　四岁那年，我家搬到了西安，母亲总是胃疼、牙疼，嫌我麻烦，就把我送到幼稚园。依稀记得去时，还考了我一下，问我：“这是红的还是黄的？”然后让我举举胳膊、伸伸腿，很简单，看我心智是否正常，五官四肢是否健全。
　　我只记得四岁时去了幼稚园，却记不清楚什么时候又上了小学。总之就这么糊里糊涂上了下来。为什么说是糊里糊涂呢？直到小学毕业，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上学。我常想，家里人说的我傻，可能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智不全。可是，我上小学怎么就没有蹲过班？后来想，也许是我喜欢的课目给我拉了分。印象中，民国时的课本很好啊。比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与妻书》，还有《地球，我的母亲》等文章，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喜欢地理。中国地理、外国地理我们都学。老师每讲到一个省，就让我们画一张图，画出城市、山脉、河流、铁路等，还要标出这个省有多少县，把县名也标出来，交给老师。学地理让我们知道许多有意思的地方，比如，个旧出铜；云南出普洱茶，煮了喝更好。讲到三峡，教师就给我们读李白的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每讲到一处名胜之地，她都念古诗给我们听。中国地理的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它的人文气息—古老的大地，古老的文化。讲到外国地理，我们也要把首都和著名的山脉、河流、铁路画成方位图，标出来。讲法兰西，在课下就唱：“再会吧，巴黎，我爱你花香人密……”，讲到德意志，在课下就唱：“啊，倒霉的奥古斯汀……”
　　我不喜欢历史课。总感觉换了一个皇上，又换了一个皇上，记不住，很麻烦。除了地理，我还喜欢自然课讲的植物和动物。有一次老师拿来一个蓝墨水瓶，瓶里插着一朵白菊花，讲了一会儿课后，菊花变成蓝色的了。为什么花会变蓝呢？老师告诉我们，“植物是需要水分的”。科学道理一下子变得这么直观！很美，也很有趣，给我的印象当然深刻。我还喜欢音乐。我们音乐教室里有风琴，墙上挂着五线谱，每次上课，学生们鱼贯而入，一排一排地坐下。老师或坐着、或站着给我们讲课，她弹琴唱一句，我们唱一句。当时，我们唱的都是三十年代的歌，比如黎锦晖写的歌。据说黎锦晖还是毛泽东的老师，现在知道他是中国通俗音乐之父，当时已很有名。我们唱《月明之夜》啊，《小麻雀》啊，《葡萄仙子》啊……近来电视上说又要重唱他写的歌曲。我记得有一首歌叫《可怜的秋香》：“暖和的太阳，太阳，太阳，太阳他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也照过幼年时候可怜的秋香。金姐有爸爸爱，银姐有妈妈爱，秋香，你的爸爸呢？你的妈妈呢？她呀，每天只在草场上，牧羊，牧羊，牧羊，牧羊。”这是一个故事。我喜欢音乐课，回家后，还在桌面上画上琴键，自弹自唱。我也喜欢国文。除了国文课本文章好，大概也因为我的作文总受到表扬。有一次下雨后，国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叫《晴》，要求两小时写完。那时，我还弄不懂什么是诗，我就是一行一行地写想说的话。就在本子上写（大意）：雨后，校园一片花开，月季、玫瑰一蓬一蓬的，到处都是好看的花，云在飘，鸟在唱……现在看起来，像写诗，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这样写，兴许是唱歌唱的。那次，老师在全班念了我写的《晴》。即使这样，我也不知道这是老师认为我写得好。到了延安想起来，才明白是这个意思，可见那时多懵懂。五年级时，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写作文，题目是《雪》。因为头一天夜里刚下过雪。我想到：早晨一推开大门，呀！整个世界都白了。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一个门道中躲着一家乞丐，大人小孩儿，穿得都很脏、很少，蜷在一起冻得发抖。看到这情景，我很惊讶，怎么还有这么可怜的人家呢？人怎么能这么活呢？我就把看到、想到的写了下来。记不得当时用什么句子写的，总之老师很欣赏，发作文时，在班上读了我的作文。她还在我的作文上划了很多红圈，最后写道：“你是未来的小作家。”我不懂什么是作家，没有往心里去。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份儿童报，一看，我的作文怎么登在报上了？现在才明白是我的老师推荐发表的。以后，儿童报每期都送我一张报纸。我学习不知道用功，但也没有留级。
　　我们的体育课也正规。操场很大。还有个风雨操场，四周没有墙光有个顶，有风有雨时就在风雨操场上课。那时，我们一个班大约有二十来个学生。在校住的老师很多，老师的宿舍一排一排的，学生可以随时找老师交流。国文老师对我很好，课间时，看到我穿得少，手很凉，就把我的手放进她的宽袖筒里给我捂一会儿。现在回忆起来，西安左翼人士不少。那时左翼力量在西安很强。要不“双十二”事件也不会在西安发生。杨虎城的儿子上的是西安二中，左翼在那里是很风光的。
　　我们学校校长可能是东北人，每周给我们上一堂国语。不管你说什么方言，在学校都要学国语、说国语，学的是老式拼音。每周一，要在孙总理像前，背总理遗嘱。学校里还有童子军，就像后来的红小兵。不知道是学的美国还是德国。我们穿黄咔叽布的服装，有肩章。男孩子穿裤子，女孩子穿橄榄绿色的裙子，戴橄榄绿的领巾、宽边的呢子帽。那童子军服，操练时要穿，重要的日子也要穿。每星期操练一次，唱童子军歌。“中国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级虽小志气贞，献此身、献此心、献此力，为人群……”节奏音调像小号，意思不懂。不像黎锦晖的歌好记。
　　记得我刚到那个小学不久，有一天上学，学校气氛很紧张，老师同学们都很严肃。我感到很奇怪，不敢问，也不懂得问。后来想起来，那天就是“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就老唱《大路歌》《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一类的歌了。由于歌曲的引领，人们喜欢穿工装裤，那时这是很前卫的打扮。还唱《满江红》。要是哪儿响起了歌声，就准是《满江红》《五月的鲜花》等。我姐姐早熟，左倾，嫌我不懂事，不让我跟着她。姐姐写过一篇作文，说看地上的黄蚂蚁和黑蚂蚁打仗，黑蚂蚁把黄蚂蚁打败了。黑蚂蚁指的是咱们中国人，黄蚂蚁指的是洋人。老师表扬了她。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氛围。绥远古北口百灵庙战役，开始我们打败了，后来又打胜了。我们就去慰劳伤兵。高年级的学生帮忙护理，我们小孩子就给伤兵们唱歌。何兆武在回忆录中说他参加了唱那首百灵庙战役之后慰问伤兵的歌。但歌词他记不全了。我能记全，开始是儿童说白：各位将士，明天是旧历新年，各位家里都在翘首而盼，可是，他们哪里晓得（唱）：“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妇女儿童，受了极荣誉的伤，躺在这病院的床上。帝国主义为着要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这样的疯狂，自从占领了我们的北方，又进攻到我们的长江，以及所有我们的边疆。他们要把中国当作一个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听啊！飞机还在不断地扔炸弹，大炮还在隆隆地响，我们要拼着最后的一滴血，守住我们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