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网 作文大全 袁运生:重建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价值体系的三个层面(集锦)

袁运生:重建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价值体系的三个层面(集锦)

袁运生:重建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价值体系的三个层面  袁运生  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1979创作北京国际机场壁画《生命的赞歌——欢乐地泼水节》。1980年任教于中央。

袁运生:重建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价值体系的三个层面

  袁运生  1937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董希文工作室。1979创作北京国际机场壁画《生命的赞歌——欢乐地泼水节》。1980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及油画系。1982年8月应邀访美,翌年,为塔夫茨大学创作壁画《红+蓝+黄=白)》。1984年初至1987秋应邀为哈佛大学访问艺术家,1996年,为哈佛大学创作壁挂《人类的寓言》。同年,应中央美术学院靳尚谊院长邀请,回国任教于四画室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05年,为香港城市大学创作壁画:《夫子抚琴》、《万户飞天》。从2002年起至今,致力于《复制中国古代石刻与建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课题研究。现为博士生导师。
  中国的经济正稳步向前发展,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份文化资源,但是近百年来,由于西方化思潮的影响,我们几乎忘记了这份遗产的重大价值,通过重建中国自己的造型体系,重新认清中华文明的价值,是今天中国文化人的责任。(袁运生)
  从2002年起,提出“复制中国传统雕刻”的课题,到2005年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的课题,旨在强调中国的美术教育应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建立起中国艺术文化在当今国际文化格局中的主体意识,同时吸取其他民族所长为我所用,实实在在地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袁运生)
  柯萍(以下简称柯): 您在1982年《美术》杂志的文章里谈及了对当时美术教育的看法,是从那个时期就很关注中国造型了吗?
  袁运生(以下简称袁): 81年,我有过一次比较重要的西北之行,第一站去的是敦煌, 我可能是在那儿呆得时间最长的人,差不多三个多月,用毛笔、宣纸画了很多线描,敦煌以后,我又去了麦积山,时间也不短,接下来去了西安的碑林,还有陕西省文物研究所,我当时的感受是,一个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几件人物雕刻,就有如此高的水准,这对我的震动很大,再后来又去了洛阳和郑州。回来后,有感而发,写了那篇《魂兮归来》。
  其实早在大学时候我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记得大学二年级,在班级的小组讨论会上,我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感慨:如果按我们目前的教育系统培养人,中国恐怕很难再培养出齐白石这样的画家了。这成为我的右派言论,因为当时是苏联的教育模式,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反苏言论。
  三年级,我选了三画室,成为董希文的学生,我最认同的就是他在艺术上走的是中国之路,他提出的“油画中国化”的主张,根本立足点在于中国文化。董先生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父亲是著名的收藏家,从小就受到熏陶,生活上是个很内敛大气的人,给人一种谦谦君子的感觉,诚以待人,在气质上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份子形象。他曾经用三年多时间深入研究敦煌艺术,在想象中做复原壁画的尝试,胆略令人钦佩。
  柯: 之前的经历可以说是您确定中国之路的缘由吧?
  袁:应该说从那时候起,走中国之路,已经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后来的美国之行,从另一面加深了我的信念。1982年我去了美国,96年回来,美国生活的14年,让我经历了从西方新表现主义风潮最盛的阶段和它衰落的过程,那时候,抽象表现主义已经过去了,像德库宁虽然和新表现主义的潮流还保持着一种内在的联系,但是从整个西方的思想逻辑来讲,它必须找到下一个艺术运动的出路,应该说他们当时是很茫然的。西方的绘画与雕刻死亡论盛嚣尘上,好像已成定论。这时候,我想到我们的出路恐怕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化自身,不必再跟着他们玩了。
  96年我回到美院,当四画室主任,就发现了一种认识上的矛盾,我带学生去敦煌,有些同学就不理解,因为他们希望在四画室得到现代主义的教育,而我从内心里已经离开了现代主义,我在教学大纲里也否定了走现代主义之路,提出向传统学习。但我没有合适的教材,敦煌也好、麦积山也好,几年的大学教育,最多去一次,不超过一两个月的时间,无法深入学习,所以,2002年,我正式提出复制中国古代雕刻作为基础教学的教材。
  首先就是通过考察,对中国的古代文化遗存现状,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这样,才能知道我们今后发展的可能性。
  柯:2002年您提出复制中国古代石刻进入基础教学,当时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和规划吗?
  袁: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在2002年,我给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写过一封信,阐述为什么要复制中国古代石刻?很快就接到单局长的回信,他说,他跟前任局长张文彬同志都很理解和支持。(当时正是工作交接的阶段,单局长刚刚接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于是,学校拿出了50万,开始了考察工作。当时,就是想要改革素描教材,我的设想就是通过考察选择一批中国雕刻,当然,基础教学一旦改变,就会涉及到其它问题,但前提是先做起来,其他的事再一步步解决。首先就是通过考察,对中国的古代文化遗存现状,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了解,这样,才能知道我们今后发展的可能性。包括我后来提出建构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都是发端于此。
  柯:2005年您又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雕塑的复制与当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建立”,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袁;这两者之间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因为认识改变了,经过了四年的考察,我发现,除了中国古代雕刻,中国的器物的发展史,是另一个造型艺术的重要系统,其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就是青铜器,它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石雕系统,所以,在原有的基础上,我又加进了青铜器系列,这是质的变化,我觉得它应该放在石雕前面,这样,才能比较全面的反映中国的造型艺术的特点,同时,也跟西方的造型体系彻底拉开距离。于是在2005年,建构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思路也就顺理成章的形成了。
  还有,我当时回国以后的感觉,中国艺术的状态更加的西方化,不但带着一种迎合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的动向,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更政治化的倾向,作为文化建设的传统艺术和精神,处在被冷落的状态,这让我很失望。
  今天,提出构建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不光是由于我们的美术教育体系来自西方,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对美术运动的关注首先是两眼看着西方,依赖于西方的新流派、新理论,而对中国艺术自身,可以说了无兴趣,连云冈石窟都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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