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比较分析论文范文6篇
风险投资比较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根据我国2006-2008年之间存续的基金数据分析,发现不同投资风格类别的机构投资者所持股的上市公司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由投资风格保持不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上市公司业绩更好。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研究不仅验证了机构投资者已经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还为深入理解机构投资者内部组成的差异提供了经验证据,这对理论界、投资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业绩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Change of Investment Style and Listed Company′s Performance
LONG Zhen-hai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China)
Key words:institutional investors;investment style;performance
一、引言
已有国内外的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投资公司业绩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尽管对于机构投资者作用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然而从机构投资者在国外发展的历程来看,最终的方向仍就是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当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进而提升目标公司的价值。尤其最近国内关于机构投资者作用的研究中,普遍发现机构投资者在我国上市公司当中已经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提升了公司价值。姚姬、刘志远(2009)[1]以2002年到2005年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中流通股东的分类表决制为研究背景,实证证明了机构投资者已经发挥了投资者监督的能力提升了持股公司未来的业绩。石美娟、童卫华(2009)[2]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的后期,机构投资者的作用,结果同样表明机构投资者通过各种方式提升了上市公司的价值。然而,就国内文献的现状来看,普遍缺乏对机构投资者深入的研究,主要还是把机构投资者看成一个整体来对待。国外的学者Bushee(1998、2001)[10-11]指出机构投资者内部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不同投资风格类别的机构投资者将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简单的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影响研究结果的显著性。因此,产生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即在我国是否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会对上市公司有不同的业绩影响。
在“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政策影响下,我国机构投资者逐渐成长,并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积极力量。据证监会统计,至2008年5月机构投资者占股市流通市值已近50%,与之有紧密经济关系的利益相关人变得越来越重视机构投资者。鉴于资产配置在投资绩效中的突出地位,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成为了广大投资者(委托人)关注的焦点,因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实际上决定了投资者的资产配置策略。另外,为了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作为机构投资者主要类别的基金也试图通过招募说明书中的描述来表明自身投资风格。但是,机构投资者实际的投资风格会受到现实多种情况的影响而改变。现实的情况是投资者以自己的风险偏好来选择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一旦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改变,那么必将影响到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对投资者造成不利的影响。然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的变动也可能获得了超常的收益从而有利于投资者价值的增加。因此,产生了本文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即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的改变是好还是坏。
一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宏观方面的监管,作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机构投资者理应属于监管部门重点监管的范畴。由于当前对机构投资者的认识还处于前期阶段,关于如何重点监管机构投资者,重点鼓励发展哪类机构投资者,至今还没有形成明确一致的建议,尚缺乏可操作的区别机构投资者类别的经验机制。因此,这就构成了本文的第三个研究议题。
在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构成当中,由于基金占据了绝大部比例,对基金投资风格变化的研究将有利于从整体上认识我国机构投资者组成类别。因此,本文以我国所有的开放式和封闭式基金作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2006-2008年三年之间的基金投资风格改变的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我国的资本市场经过了牛熊市的转换,市场结构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在这段时间里实力得到了增强,机构投资者行业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相对较好的自由竞争环境中。因此,有必要对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和作用效果的关系做更深一步的研究。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首先,与以往国内的文献相比,本文全面深入基金内部考察了不同投资风格类别的基金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弥补了机构投资者整体研究的不足。其次,本文通过实证检验指出那些被投资风格保持不变的机构投资者所持股的上市公司的业绩不论长期还是短期都较其它公司高,进而证明对于广大投资者来说,那些投资风格稳健的机构投资者更能提高投资者的价值。最后,本文给出了可操作的机构投资者类别经验机制,提出监管部门应该大力培育稳健投资风格类别的机构投资者,进而提升上市公司未来的业绩。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改变的研究,中外学者都有所涉及。具体来看国外的研究比较早,研究方法比较成熟,得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研究结论。代表性的学者Sharpe (1992)[14]在多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新的分类方法,即基于收益率波动的方法,其原理是根据基金收益率波动对各种风格资产收益率波动的敏感性大小来分类,从而开创了基于收益率波动的“纵向分类方法”,并且进行了风格类型的变动分析,这对之后机构投资者风格变动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者Bushee (1998)[10]基于截面分类的视角研究了机构投资者风格变动情况,具体根据机构投资者的截面风格特征,包括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水平、变动程度以及交易量对当期盈余敏感度三类指标,把机构投资者分为短期投资型(transient)——偏好多样化的投资和频繁的组合变动,一般会采用“买好卖坏”战略;长期投资型(dedicated)——偏好均衡投资,不轻易变动投资组合,注重“关系投资”;以及准指数型(quasi-indexer)——偏好多样化的投资,但相对不轻易变动,并且分年度考察了相同机构投资者在不同年度的风格类别,如果机构投资者在不同的年度类别归属不同则认为机构风格类别发生了变化,最终研究结论表明确实存在机构投资者风格类型变化的现象。
学者Brown, Harlow andstarks(1996)[8],Brown and Goetzmann(1997)[9] Chan,Chen and Lakonishok(2002)[12], Kim, Shukla and Thomas (2000)[13]分别基于以上两种定量的研究方法以及定性分类方法,研究了基金风格变化的问题,结果一直认为基金风格改变的现象总是存在。学者Yan and Zhang(2007)[16],Utete(2008)[15]都运用以上风格分类的思想研究了国外的机构投资者类别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结果得出那些做短线的(频繁改变投资风格)机构投资者能够预测公司未来的业绩,做长线的机构投资者却对公司的业绩无显著影响。
国内的相关文献不多,主要是对国外一些研究的介绍和方法的初步运用。如李颖、陈方正和李源海(2002)[3]研究了美国共同基金投资风格持续性问题,认为大盘/小盘和价值/成长两项风格中仅改变一项的基金业绩做好,风格不变的居中;曾晓洁、黄嵩和储国强(2004)[6]按照Sharpe(1992)的风格分类方法对基金投资风格进行划分,对实际的投资风格相对于招募说明书设定的投资风格的变化以及基金在牛熊市转换过程中投资风格的改变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基金投资风格发生了较大偏离的结论;王敬、刘阳(2007)[4]采用三分法和回归分析对基金投资者风格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基金保持或者改变投资风格会对其未来业绩产生影响;杨朝军等(2004)[5]在投资风格分类中引入了截面聚类分析方法,结果表明大多数基金违背了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风格;周铨等(2006)[7]也发现类似的结果,即投资基金风格趋同现象严重,实际风格与宣称风格有较大差异。
综上所述,中外的学者已经对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的变动形成了共识,认为基金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其宣称的基金类型,然而关于哪类机构投资者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分类研究的意义。从国内的文献来看,我国的研究还处于研究起步阶段,只是运用国外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主要还是站在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研究问题,没有给出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改变是好还是坏的评判标准,也没有深入指出机构类别是否对上市公司业绩有不同的影响,最终也无法给政府监管部门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机构投资者类型的划分。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06-2008年间中国所有的投资基金,其中样本风格分类数据选取的是2006-2008年间的周收益率数据;上市公司业绩评价的数据选取的是同时期被基金前十大重仓持有的上市公司的年度业绩数据。样本筛选遵循以下原则:(1)选取在2006年1月1日之前设立以及存续期超过2008年12月31的所有基金,之所以这样选取主要是保证样本数据三年的数据完整性;(2)剔除研究期间内,相关数据缺失的基金。本文中样本分类的指标数据分别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港澳资讯金融数据库。上市公司业绩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财务业绩数据分库(2009年版)。我国截止于2008年年底的基金共有574家,剔除不满足第一条件的基金(365家),再剔除数据缺失的基金(20家),最后得本文的研究样本基金(189家)具体的研究样本的分布见表1。
(二)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变动的研究设计
在具体衡量投资风格是否发生变动之前,必须首先对机构投资者的实际投资风格进行详细分类,本文借鉴了Sharpe(1992)[14]的风格分类方法,该方法主要是选取现存标准的风格资产,把要研究基金的历史收益与各种风格资产的历史收益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系数的大小以及可决系数(R-square)来决定基金与哪类风格资产关系更接近,从而定义该基金为哪类投资风格类别。
由于该方法以历史收益为基础,数据易获取,分类灵敏度高,结果比较客观严谨。通过对比基金的历史收益率和同期的风格资产指数收益率的相关程度从而决定基金的实际类别,这种相关程度的量化是通过以下限制条件回归模型的求解来实现的:
该分类方法当中,风格资产的选取至关重要,可以说决定了机构投资者最终分类结果的准确性。一般来说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选取的风格资产必须是互斥的,基本含义在于一个特定的资产只能归为一种类别;二是要求选取的风格资产的收益相关程度较低,如果是高相关,则需要求它们的标准差应该显著不同;三是所选取的风格资产是完备的,也就是要求能够代表基金所投资的所有的股票,具体包括大盘成长、大盘价值、中盘成长、中盘价值、小盘价值以及小盘成长。
此外考虑到现有基金投资的政策性规定,本文还选取了中信国债指数作为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的是中信风格指数资产具体的相关性检验见表2,其中,lg表示中信大盘成长指数资产,lv表示大盘价值,mg表示中盘成长,mv表示中盘价值,sg表示小盘成长,sv表示小盘价值,gb表示中信国债指数,std表示各个风格资产的标准差。除了中信国债与大盘成长以及中盘成长表现出高相关性之外,总体上相关性不强,且中信国债的标准差与大盘成长和中盘成长的标准差有显著的差异。因此,中信风格资产的选取符合模型的三个要求。
根据上述方法本文可以对不同期间的基金进行客观归类,在正确风格分类的基础上,如果不同比较期间的同一家基金的所属投资风格类别发生了变动,那么就认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类别发生了改变,反之,投资风格保持不变。
(三)上市公司业绩评价体系设计
本文的投资风格变动优劣的评判标准,主要是看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变动是否对上市公司未来盈利业绩的产生影响。因此,正确的计量上市公司的业绩成为本文研究前提的关键所在。一般来说,关于上市公司的盈利业绩衡量大致课题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指标衡量,另一类是多指标衡量。由于单指标衡量只能反映公司的某一个侧面的盈利能力,难以较全面的概括上市公司整体的业绩质量,难免发生不同学者选择不同的指标,就相同的研究对象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为了克服以上的研究局限,本文采用了多指标业绩衡量的方法。具体来看,一个高质量的盈利业绩应该包括以下特征:(1)不是通过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的盈利业绩,而是通过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的业绩;(2)有现金流量支持的盈利业绩;(3)不是以减弱或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实现的盈利业绩。因此,本文选择了以下七个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业绩,即加权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收益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净收益营运指数、成本费用营业利润率、销售收现比率以及销售净利率,分别从不同方面来衡量上市公司的业绩,这些指标分别用ROE1、ROE2、ROA、RINDEX、ROC、COS以及ROS表示。
由于各指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为了排除各指标之间相关性的影响,本文采用了因子分析的方法对以上七个指标进行综合反映。因子分析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广,它是一种统计上重要的降维技术,其目的是用有限个不可观测的隐变量来解释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因子有很大灵活性(表现在因子旋转上),这种灵活性使得变量在降维之后更容易得到解释。在方差解释比例平均达到85%的基础上,本文抽取了三个主因子并最终客观建立了本文的业绩评价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F表示提取的因子,x表示选取的七个衡量业绩的变量,α、β、λ以及分别表示模型的系数,t表示时间年份。最后的因子模型Ft表示总的业绩评价因子。对一个上市公司而言,Ft越大表示该公司的业绩越好。
四、实证结果分析
该部分分别报告了上市公司业绩评价结果和机构投资者实际的投资风格类别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统计检验结果。
(一)上市公司业绩评价因子分析结果
表3列示了上市公司业绩评价的因子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一共提取了三个主因子,各年度方差解释比例都达到了85%以上,基本符合社会研究的需要,较大程度上代表了原变量的信息含量。在三个因子当中,F1因子在ROE1、ROE2和ROA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公司创造净利润方面的能力,故称之为利润因子;F2因子在ROS、ROC和COS上有较大的因子载荷,说明该因子反映了公司利用主业销售收入创造利润的能力和质量,故称为核心能力因子;最后F3因子在RINDDEX上有最大的因子载荷,在整体上衡量了公司收益营运能力,称为营运因子。由此可以看出,本文所选取的评价体系分别从三个主要方面衡量了上市公司的业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已有研究不全面的问题。表4报告了总因子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总因子评价模型当中,利润因子和核心能力因子有较大的回归系数,表明两者构成了公司业绩的主要内容,在本质上决定了公司业绩能力的高低。
(二)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类别实证结果
根据第三部分的投资风格分类的研究设计,本文对所有的研究对象进行了限制条件下的模型回归,并根据每个基金的历史收益对同期6个风格资产历史收益的回归系数以及R2划分了机构投资者的实际类型。例如泰和基金的限制条件回归结果显示,其大盘成长指数资产的系数较大,为0.41,而其他指数资产的系数为0,并且回归模型的解释度为80%,远大于65%,可以判定该基金的投资风格为“成长型(大)”。依次类推,本文对所有的研究样本进行了详细分类按照此种方法,具体分类结果详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基金存在风格集中的情况,2006 年以成长型(大+中)最多,占55.92%,2007年亦是成长型(大+中)最多,占54.29%,进而表明在牛市的上升期大部分基金保持了成长型的类别,注重大盘规模和中盘规模股票的投资,这可能的原因是在牛市上升期积极的投资风格更能够显著提升基金业绩,大中盘股具有较高的收益增长率。然而,在牛市向熊市转换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基金改变了原有的投资风格,2008年所有基金当中以价值型(大)为主,占据了33.90%的样本份额,说明熊市的到来使得基金变得更加保守,仍然倾向于大盘股票,主要原因在于该类股票具有较好的抗跌效果。
(三)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变动实证结果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变动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表6至表8分别从长期和短期的角度分析了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变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其中上市公司业绩用本文构建的业绩评价总因子来衡量,此因子越大表示公司业绩越好;机构投资者风格变动用一个两值变量来表示,0表示保持风格,1表示风格发生变动。由表6可知,如果基金在一年期内保持了投资风格不变,从平均值的角度来看,那些被此类基金所持股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在5%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从而表明短期基金风格的保持有利于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表7和表8分别从两年期和三年期的角度检验了基金风格的保持是好还是坏,结果表明长期保持投资风格不变的基金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显著高于其他企业。也就证明了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保持投资风格不变的机构投资者可能更有利于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基于这个角度,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的保持要优于变动。
五、结论
本文对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类别以及上市公司业绩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支持了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同的差异影响的观点,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而言,在我国保持投资风格类别不变的机构投资者更有利于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这就表明不同类别的机构投资者确实产生了不同的业绩影响。这一结论给予理论研究者的启示是,把机构投资者看成一个整体来研究,可能会掩盖不同类别机构投资者的差异影响;对机构投资者内部异质性的分类处理,可能会得出更加一致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第二,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投资风格保持不变的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的业绩,平均来看,总是优于风格变动的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公司,这就告诉人们持有风格保持不变的基金可能更有利于投资者价值的提升。对于那些中小散户投资者的启示是,选择那些投资风格保持不变的基金所确定的目标公司,可能会更有利于投资者的价值增长。
第三,投资风格保持不变的机构投资者更有利于目标公司业绩的增加,对于政府监管部门来说,需要从完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业绩的角度出发,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那些投资风格稳健的机构投资者快速发展,积极引导现有的机构投资者稳定投资风格,更加注重长期战略性的资产配置。
综上所述,本文关于我国机构投资者投资风格类别变动以及风格变动与上市公司业绩关系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论研究者完善研究方法和广大投资者合理配置资产,以及对于政府监管部门制定和完善监管政策,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姚颐,刘志远.机构投资者具有监督作用吗?[J].金融研究,2009(6):128-143.
[2] 石美娟,童卫华.机构投资者提升公司价值吗?[J].金融研究,2009(10):150-161.
[3] 李颖,陈方正,李源海.投资风格类别及持续性对基金业绩的影响[J].证券市场导报,2002(10):39-42.
[4] 王敬,刘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风格:保持还是改变?[J].金融研究,2007(8):120-130.
[5] 杨朝军,蔡明超,徐慧泉.中国证券投资基金风格分类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4(3):359-367.
[6] 曾晓洁,黄嵩,储国强.基金投资风格与基金分类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4(3):66-78.
[7] 周铨,朱洪亮,李心丹.基于因子聚类方法的基金风格分类研究[J].南方经济,2006(12):61-69.
[8] Brown, K., V. Harlow and L. Starks. Oftournaments and temptations: an analysis of managerial incentives in the mutual fund industry[J].Journal of Finance,1996(51):85-110.
[9] Brown, S. J. and W. N. Goetzmann. Mutual fund styl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7(43):373-399.
[10] Bushee, Brian J.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on myopic R&D investment behavior[J].the Accounting Review,1998(73):305-333.
[11]Bushee, Brian J. “D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refer near-term earnings over long-run value?[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01(18):207-246.
[12]Chan ,L., H. Chen and J. Lakonishok. On mutual fund investment styles[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0(15):1407-1437.
[13] Kim, M., R. Shukla , and M. Thomas. Mutual fund objective misclassific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2000(52):309-323.
[14]Sharpe, W. F. Asset Allocation:Management Style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J].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1992(18):7-19.
[15]Utete,G.Y. “Institutional Investor Preferences and Firm Value”,SSRN Working Paper,2008.
[16]Yan Xuemin and Zhe Zhang.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Equity Returns:Are Short-term Institutions Better Informed?[J].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9(22):893-924.
(责任编辑:石树文)
风险投资比较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面对新一轮国际跨国投资增长的势头，广西近年紧紧抓住新兴的发展机遇，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但与此同时，国内利用外资形势发生了较大转变，广西必须顺势采取应对措施，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决策者应当充分了解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最新趋势和不断出现的各种因素，审时度势，拟定本地区、本企业利用外资的应对策略，促进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广西；引进外资；策略；经济发展
一、广西引进FDI的现状
（一）广西利用外资量的情况
近年来，广西对外开放工作力度加大，招商引资尤其是国内引资成效明显，但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方式的利用外资业绩不理想，与全国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形成鲜明对比。作为既沿边又沿海，又是西部大开发省份之一，广西利用外资的状况并不容乐观，陷入了利用外资“低水平徘徊”的怪圈，成为制约广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表1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在广西呈现出不斷波动的特点。20世纪，外商在广西的投资高峰期在1993年、1994年和1997年，随后从2006年开始，外商在广西的投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中国进一步完善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在全国掀起新一轮吸收FDI高潮。在这次高潮中，广西取得了显著成效: 1994年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8.15亿美元，居全国各省（市）第十一位，是近十几年来广西实际吸收FDI在全国的最好排位。1995—1996年有所回落，1997—1998年再次进入高潮，年均完成外商直接投资都在8.7亿美元以上，是广西历年吸收FDI的最高点。之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商在广西的直接投资逐步下滑，经历了2001年的低潮后开始出现小幅的恢复，2003年全区完成外商直接投资回升至4.56亿美元。但到了2004年又开始大幅下降，降到了1993年以来的最低点，全区全年仅完成外商直接投资2.96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35.2%。从2006年、2007年起，广西引进外资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分别为9.18亿美元和12.9亿美元。2008年，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外商对广西的直接投资相对上两年有所回落，但幅度不是很大。纵观其整体规模，广西利用外资仍只是低水平徘徊，其前景依然面临很大的挑战。
（二）广西引进外资的行业的分布
外商投资的产业或行业分布，它的变化能够反映跨国公司资本进入广西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从表2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房地产、公用服务业）是外商进入的主要投资领域，但在2009年外商对于建筑业的投资比例大幅下降。外商对第一产业的涉足历年来都仅占有较小的份额，其投资额与其他行业相比也比较稳定。在邮电、运输等基础性行业和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行业，在20世纪不太受到外商的青睐，但是在2009年占了相当的比例，特别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外商的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
（三）投资地的来源
在投资来源地方面（见表3），投资国别仍以港、澳、台地区为主，来自香港的外商投资所占比重最大，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在广西吸收外资中还有一个新变化就是，来自维尔京群岛的外商直接投资异军突起，已成为除香港外，是广西吸收外资最多的地方，特别在2009年，英属维尔京群岛对广西的投资增涨幅度大大提升。这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不无关系。维尔京群岛与香港一样是世界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它的一项支柱产业就是海外离岸公司注册，现在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海外离岸投资中心之一，由于具有保密性高、资金往来便捷、利于避税等特点，世界上许多公司选择在该岛设立离岸公司进行贸易和投资。从这些离岸金融中心输入的外资，有很多是国内资金外逃后转化的回流外资，在遇到经济波动时较易外撤，对其的金融监管比较困难。因此，从广西的外资来源看，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离岸金融中心香港和维尔京群岛，这些来源稳定性不高的资金，对广西的经济发展作用较小，而且容易造成经济安全隐患。
二、广西引进FDI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广西引进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广西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保持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着力调整投资结构，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农业投资步伐加快，基础设施得到加强，但投资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从产业来看，第三产业投资不足。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是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外资在广西主要以投向加工工业为多（资源型、劳动密集型、房地产建筑业等），投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少，高新技术产品制造、教育、科研、卫生福利等的外资所占比例偏低，而投入到农业、基础产业的外资更少。在2008年，广西利用合同外资金额15.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7亿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涉及较少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青睐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电力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其中外商投资领域主要集中的制造业，其合同外资金额占全区总额的53.6%，其次为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分别占全区总额的11.7%、6.2%和5.6%。外商投资主要产业过于集中。这种外资投向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领域过窄现象，主要是由于以港澳台资金为主的投资者来源结构决定了外资在广西的投资项目中一般加工项目多，并且加工工业中劳动密集型项目多，技术、资本密集型项目少。这是由于广西目前的经济条件决定的，这种不平衡的外资产业分布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第一、三产业因技术、资金缺少而发展乏力，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过度，与国内同质产品相互替代，不利于要素禀赋的积累与改善和对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的拓展。
（二）广西吸收外商投资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
外资比较集中在南宁、柳州、桂林、三个城市，各市引进外资很不平衡，经济发展基础较弱的桂西经济区、桂东经济区则相对不足。2007年南宁、桂林、柳州三市投资占广西41.3%，其中南宁市占18.3%，桂西经济区三市（崇左、百色、河池）占20.5%，桂东经济区四市（梧州、贵港、玉林、贺州）占21.9%。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河池、贺州、崇左等市，利用外资的数量偏少，这说明广西的矿产资源优势未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
（三）经济发展缓慢，配套资金不足
广西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几年尽管比较快，但因广西的经济总量比较小，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与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等发达省市相比，差距较大。广西在全国各省区中GDP的排名也比较靠后，而外资流入所选择的主要是整体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因此，经济发展缓慢是制约外商对广西投资的信心的瓶颈。同时，也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经济总量比较小，致使一些外资项目的配套资金很难落实到位，从而妨碍了外资的积聚和流入。
（四）投资政策法规制度不完善，透明度、配套性不够
近几年，广西在完善经营环境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仍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调查中不少外商和民营企业反映，政府在投资政策、审批程序等方面透明度、稳定性、配套系不够，造成对外来投资的许多优惠政策往往难以落实；主要表现在一些办事部门效率低下，服务意识不强；行政透明度不高，特别是收费的透明度低，乱收费现象还比较严重；是执法不规范，存在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不能秉公执法的现象；同时涉外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健全外商和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与投资利益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这些投资软硬环境的不完善，均对广西利用外资造成不利影响。
此外，市场体系不完善，尤其是金融市场、信息市场不完善，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不良，企业融资除了银行便没有其他渠道，要了解市场除了自己就找不到其他服务组织，企业凡事都需要政府出面干涉、包办，很不适应外资企业的发展要求。
三、广西引进FDI的对策分析
当前，广西经济进入了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这一个又一个利好因素给广西带来了新的机遇。加快推动广西工业化进程的速度，提升出口竞争力，这急需借助外界特别是外资的力量来发展，进而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因此，广西应当紧紧抓住机遇，创新思维，创新机制，创优环境，改进招商引资方式。积极主动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圈，以引进大项目为重点，以开发区为载体，以国企改革与引进外资为结合点。努力提高现有产业水平，增强产业和区域集聚效应，尽快扭转利用外资持续低水平徘徊的被动局面，实现引进外资的新突破。这也是广西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一）利用本省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充裕劳动力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强、投资政策壁垒的削弱和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跨国协调成本的降低，不仅促进了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同时也使跨国公司生产体系跨国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跨地区的国际生产体系正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所实施。尤其是在特大规模的跨国公司的生产经验战略中，形成了跨国公司职能跨地区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资源导向型投资；出口导向型投资；降低成本型投资；研究开发性投资；克服风险型投资；发挥潜在优势型投资。广西应根据本省的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紧紧抓住以资源导向型投资和降低成本型投资为主的跨国企业，以达到吸引利用外资的目的。
1.利用自然资源丰富紧紧抓住难得吸引外资的新机遇
几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拥有品种齐全的自然资源。面对不断增加的国内原材料需求和世界性的能源危机，跨国公司就必须到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确保其生产的正常进行。广西位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西南端，南濒北部湾，东邻广东、海南和港澳，西靠云南、贵州，北接湖南，西南与越南交界，处于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具有沿海开放、沿江开放、沿边开放等优势。是整个西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区。自然资源的优势有：（1）水资源丰富，大小江河流域覆盖全区，河流污染少，水质较好。河流年径流量1 881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闽江5条江河径流量的总和。地下水资源量达到45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3 795立方米。（2）广西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尤以有色金属最为富有，是全国十个重点有色金属产区之一。已发现矿种145种（含亚矿种），占全国探明资源储量矿种的45.7%。探明储量的矿藏有97种，其中储量居全国前十位的64种；居全国第一的12种；居全国第二至六位的25种。广西铝土矿探明储量6.8亿吨，远景储量超10亿吨，且矿藏分布集中、矿石质量佳、易开采，是中国唯一可直接采用纯拜尔法生产优质砂状氧化铝的基地；锰矿保有储量2.28亿吨，占全国保有储量的39%；锡、锑、铟保有储量分别占全国的28%、33%和32%；铟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1/3。广西非金属矿产也十分丰富。石灰岩分布广泛，储量大、质地好，高岭土、滑石、膨润土等非金属矿储量均居全国前列，可建成中国南方最大的水泥基地。（3）广西沿海滩涂面积1 005平方公里；20米水深以内的浅海面积6 488平方公里。北部湾的浮游生物十分丰富，浮游植物2 000个/立方米，浮游动物150毫克/立方米，底栖生物143克/立方米，是高生物量的海区，也是中国著名热带渔场。鱼类资源有500多种，虾蟹类220多种。浅海有主要经济鱼类50多种、经济虾类10多种。盛产驰名中外的合浦珍珠。沿海一带拥有10.8万亩的红树林，居全国第二位。海洋矿产资源丰富，海岸带拥有大量的钛、石英砂、磷钇矿等矿产。北海市西南附近的浅海海域有一定的石油、天然气等储量。沿海地区具有较大开发价值的海洋能，主要是潮汐能和波浪能，其中潮汐能开发条件良好，年发电量可达10.8亿千瓦时。（4）广西是国内水、土、热资源配合较好的地区之一，物产丰富多样，主要盛产南亚热带水果、蔬菜、甘蔗、麻类作物、桑蚕、药用作物、香料作物、松脂、桐油、三黄鸡、奶水牛、水产品等农产品。目前，全区水果栽培面积1 700多万亩，名列全国前茅，主产柑、橙、柚、香蕉、荔枝、龙眼、芒果等；蔬菜种植以秋冬蔬菜为主，面积达1 500多万亩。广西是世界十大产糖区之一，甘蔗种植面积900万亩左右，单产和糖分均达到巴西等著名产糖国先进水平。全区共有草山草坡9 700万亩，可利用面积70%以上，年产鲜草1.6亿吨以上。广西水牛奶别具特色，现有水牛400多万头，占全国水牛总数的1/5。适宜水产养殖的水域面积1 300多万亩，对虾、罗非鱼、珍珠、牡蛎等优势和特色产品在海内外占有较大份额。广西是全国最大的松香、松节油产区，松香产量约占全国一半，栲胶、八角、茴油、肉桂等均排全国第一，产量占全国的50%～90%。此外，广西有中草药4 623种，在全国排第二位，其中少数民族用药1 021种，主要有田七、玉桂、罗汉果、砂仁、绞股蓝等。
总体而言，广西具有招商引资得天独厚的硬件条件，是许多西部地区及国内许多省份所不具备的。广西在吸引外资方面正面临着难得的自身特有的历史机遇，机遇抓住了，外资利用一定会上一个新的台阶。
2.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吸引跨国公司投资
成本在产品生命周期成熟阶段是关键性竞争因素，谋求低廉劳动力成本是促成这种投资的主要原因，由于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劳动力资源充裕和便宜的国家和地区。广西的劳动力资源充裕且相对便宜，加上广西同时享受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沿海地区开放政策和边境地区开放政策。无疑，广西普通的劳动力绝对数很大，但具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在总的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过小，中高级技术人员不足，缺乏领先行业的高科技人才和中高级管理人员，当前，IT产业、生物科学、新材料等行业技术含量高，有潜在的大市场，而广西在这些领域的技术人才缺乏，造成企业技术力量严重不足；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决策者宏观战略思路欠清晰，不能在战略思考上有新突破，经济开发方面的专家型人才也很少，因而现有的中高级管理人员数量越来越不能满足企业对这些人才的需求。普通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素质差，造成人均效率工资偏高，广西大量廉价劳动力是其吸引外资的显著优势之一，广西应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技术熟练程度，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以此来吸引跨国公司的青睐。此外，在原材料产地附近投资建厂所节约的运输费用、东道国政府的融资优惠、低地租、低税率等，也有助于跨国公司减少成本开支。
（二）加强产业导向,拓宽外商投资领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利用当地的廉价资源以及有一定基础的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
广西的一些优势产业如制糖、有色金属、制药、食品、电力、汽车制造、机械等对国外大公司有比较大的吸引力,只要这些产业和企业努力创造条件,是能够吸引国外大公司投资的。那么广西应积极调整政策,创新机制,加强引导,利用丰富的资源,推出有特色的優势项目招商引资,鼓励外商向多领域投资开发,优化外商投资产业结构。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各地区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服务业），这已经成了一种时代的主流。 广西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且独具特色。已开发的景区、景点有400多处。其中列为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3个、旅游度假区1个、历史文物保护单位7处、森林公园11个；省级风景名胜区31处、旅游度假区9个、历史文物保护单位220处。最著名的是桂林到阳朔的百里漓江风景区，集岩溶风景之大成，素有山水甲天下之美称，为全国四大旅游胜地之一。所以，广西可以在继续吸引外商投资于能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优势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逐步扩大以第三产业（旅游业）为主，同时兼顾高新技术、生态环境保护等行业和领域，积极引导资金投向发展前景好和成长潜力大的行业，使之尽快成为广西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尽量缩小区域投资差距
1.抓住机遇，要统筹区域的发展
广西吸收外商投资在地域上发展不平衡，那么要统筹区域发展，抓住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步伐加快的历史机遇，在巩固和提高投资效益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投资，增强其吸收外资和聚集资本的能力。在引资战略上，借鉴陕西“一线两带”的引资战略，在广西实施“一线两沿”的引资战略。一线是指铁路沿线的南宁、桂林、柳州;两沿是指沿海的北海、钦州、防城和沿西江流域的梧州、玉林、贵港。广西要把“一线两沿”地区作为引进外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点地区。依照效率优先原则，通过培育增长极的途径，在空间上让经济发展的有限资源最优配置，集中优势力量，发展优势地区、优势部门产业;通过这些地区的开放型经济、产业的建设来带动广西区域经济的发展。
2.加强区域合作，扩大利用外资
第一，通过区域合作，一方面促进广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吸纳资金、技术、人才等广西稀缺的资源，发展壮大广西的优势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学习广东省对外开放的先进经验，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加强市场要素的培育和市场环境的完善，加快广西市场化进程，为广西引进外资创造条件;第二，大力拓展与港澳的经贸合作，吸引更多港澳的资金;第三，按照“东靠西联，南向发展”的区域合作战略构想，把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很好的结合起来，要联合泛珠三角区域内各方，共同把中国—东盟博览会办成集货物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高层论坛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国际性的博览会，利用博览会这一平台，吸引东盟各国的资金和资源。
（四）繼续加强和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薄弱一直是制约广西进一步扩大吸收和利用FDI的主要原因。现在我区一些城市及地区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成长和成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步走向完善和配套，一些落后贫困地区也在积极准备条件开始步入经济启动阶段，基础及公共配套设施投资环境条件的基础，必须加快加强公共机车设施的建设和配套，提升我区城市功能，因而对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城市公用设施的改进和完善是加强广西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举措，如南宁市要按照举办国际性大型会展活动的要求，加快机场、道路、市政、公交、通信、商贸、问题、会展、接待等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为经济顺畅发展和吸引更多外来投资创造更加好的条件；就广西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方面来看，国家和地方财政虽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主体，但建设资金的来源受广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投资项目也受立项计划和行政权限的约束，因此，广西除了要加强自身经济建设，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外，还要积极引入国际国内的流资，并促使其投向基础设施的建设。
重视我区城市社会生活环境、医疗卫生环境及文化生活消费环境的建设与提高，切实改善和提高我区的社会生活卫生与文化生活环境质量，因为高质量的生活卫生条件和高水平及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环境是优化投资软环境的一项基本要求，是提升我区招商引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五）牢靠树立“环境就是资本”的意识，切实改善、优化投资环境
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外来投资也是建设广西的重要力量，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优化政策环境、服务环境和市场环境，营造一个政策透明、办事高效、手续简便、法制健全的投资保障体系，以增强环境吸引力，增强广西吸引外商投资的竞争能力。具体来说，从以下几个方面营造好的软环境。
1.营造依法办事，维护外商合法权益的法律环境
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用法律法规规范、引导、调节、保障经济行为。要认真解决执法不严和司法不公的问题，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要依法公开、公正地处理涉外案件和经济纠纷，坚决防止和纠正超时办案和执法不正、地方保护的违法倾向，以实际行动，给投资者信心。
2.营造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规范市场秩序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要坚持长期抓。工商、税务、公安、质检等部门要严格履行职责，坚决打击各种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和违法行为，努力建立公平竞争、诚实守信、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
3.营造高效廉洁、文明行政的行政环境
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使用，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使政府职能真正转移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要加快审批制度改革，精简审批事项，减少办事环节，提高办事效率。
4.营造有利于各种人才干事创业的优越的人才环境
现代企业竞争的本质就是人才的竞争。所以，必须努力营造一个优越的人才环境，不断用人机制，优化用人环境，真正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到实处。
（六）多渠道、多形式吸收外商投资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变单一方式招商为多种形式招商，建立和完善高质量的项目库和招商网络，广泛开展代理招商、以商招商、网上招商等灵活多样的招商方式。要充分利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一平台，吸引全国、东盟各国以及全世界的目光，吸引跨国公司来广西投资发展，提高发达国家投资比重，改变流入广西的外资来源构成，从而提高广西外商投资的规模和档次。积极探索新的利用外资方式，采用BOT、TOT、转让经营权或收费权质押等方式，扩大项目融资。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并购已超过绿地投资的数额，成为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一大重要趋势。而目前跨国公司在广西基本上都为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在广西尚是很少。因此，目前要鼓励外资参与国企改造，通过改制引进外资，进行参股、控股或者兼并、收购等，与跨国公司强强联合，将广西的企业做强做大。
参考文献：
[1]朱念.FDI对广西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D].桂林:广西大学，2007，(5).
[2]吴飞霞.广西外商投资趋势与存在的问题分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1).
[3]Buckley，P.J&M ark C.Casson.Models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9(1)，1998.
[4]甘尔丹.外资企业在广西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2007，(4).
[5]莫理宁.广西利用外资思路转变及对策[J].特区经济，2007，(10):202-203.
The Introduction of FDI in Guangxi Current Situation，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ZOU Zhong-quan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ning 530003，China）
Key words：Guangxi；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strategies；economic development[責任编辑 陈凤雪]
风险投资比较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文章从分析中西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原因，即西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和西方哲学的科学化着手，认为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形而上学已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相对的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更便于认知和与应用；指出“通约性”问题并非出现在中国形而上学系统内，而是由于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匮乏完备性造成的。
【关键词】形而上学 通约性 形上本体哲学
中西哲学的比较始终是一种颇具困难的工作，问题关键即双方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的可能与否。本文试图从中西形而上学各自立场对双方传统中的部分问题加以讨论：既考量西方比较哲学界的前沿成果，也强调汉语背景的最新形而上学思考；既吸收西方学界的前沿观点，也探讨其中隐在的问题。在凸现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根本观念同时，发现比较哲学领域的最大通约性。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本质
所谓通约性，借用集合论的说法，即A和B两个集合有交叉。交叉部分便具备通约性，非交叉部分则不可通约。
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西方比较学界相关通约性问题有以下几种态度：传统问题上的绝对与温和的不可通约性态度，以及差异的传统之间具有诸多共同性的观点；非传统问题上缺乏调节性的共通标准不可通约性态度，和中间立场的既不强烈秉持不可通约性也不认同完全共通性的态度。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比较哲学界通常的态度是极端的，认为中国哲学的文献常关乎“智慧”，属“邀请性”的，西方哲学则是体系化论证和理论式的，双方不可通约。①
形成中西哲学不可通约性局面的原因其实并非仅仅哲学自身的问题，更为尖锐的是，西方比较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有意无意间的殖民化态度所造成的人为障碍。事实上，西方形而上学是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或西方到底有没有客观本质的形而上学，才是双方哲学间发生“绝对不可通约”的根本。
就中西方哲学的“通约性”而言，研究者所标榜的西方哲学体系化和中国哲学论证匮乏化的差异，其实完全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进行中西比较时横亘两者之间的隔绝问题。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体系化或系统化不过是一类模型或理论，自身就有相当大的局限，在将它们与客观现实相对应时，只能贴合部分自然现象而非全部。相反，恰恰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才更游刃有余于认知与应用。说到底，导致西方哲学整体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有两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②哲学的科学化。后者也被认为是哲学的形式逻辑本质化。③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的通约性“建构”
我们说了，造成中西形而上学不可通约的原因在于人的主观态度，即人对“自我”态度的放大，它与人根本性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并非必然因果，换言之，不可通约的结果是人对客观真实存在性结果的极度轻视所造成，即对自身各种重要存在性经验极端武断否决的恶果。在这样的态度下，人不仅不断曲解哲学概念，还试图以科学取代哲学。因此，要想建构中西形而上学的通约，必须斧正这两方面问题。
“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并非缘起“爱智”的含义而是与“智慧”同义，“智慧”又是什么呢？梳理古希腊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残篇可发现，有观点认为：智慧不仅是一种能力，而且还是能从根本上判断宇宙根源的能力。概言之，“智慧，即明了一切的能力。”④对此，亚里士多德也表示认同。⑤但在汉语中，“智慧”源自佛教术语，是“开悟”者拥有的能力。这样一来，赫拉克利特对“哲学”概念的调整，就从本质上产生了差异，它至多是对智慧的“试图努力靠近或理解”而不是“获得”，爱好智慧并不等于拥有智慧。所以有人指出，这样的哲学已经从原初的客观性立场“迫降”为一门主观角度的“训练性学科”，⑥虽然赫拉克利特“一切是一”的宇宙观很纯粹。
赫拉克利特之后，巴门尼德不仅提出了极其相似的宇宙观，还首先明确了“存在”的概念，并认为只有“存在”是不需要生产也不会毁灭的，“存在”是完整的、惟一的，也是无限的。⑦这也是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认定巴门尼德为西方“形而上学”鼻祖的原因。后者遗留下的残篇包含两部分：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⑧至于当下西方哲学界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奉为肇始，⑨无疑是一种“近视”。《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并非巴门尼德强调的“存在物存在”（being），而且还把“存在物存在”的being当成了“存在物”本身，即beings。⑩我们允许在“爱智慧”的“哲学”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相关学科，比如认知论、伦理学，但不能接受因为其他相关学科的衍生而“阉割”“爱智慧”之“哲学”本质的后果。或者说，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古希腊“爱智慧”的“哲学”就已经由“知道”退化为“猜测”了。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的科学被译为汉语的“形而上学”显然是个错误。这个错误的翻译同样反映了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在现当代的“变异”上。汉语的“形而上”所指与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形而上”谓之以“道”，“道”即“存在”（being）；“是之为是”却只是“公理”甚至仅仅是“原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理是最普遍的，是万物的本原”，这样的“是之为是”是“逻辑”不是“存在”（being）。
中国古代并没有“哲学”的说法，当然也更谈不上学科。“哲学”一词进入汉语是转译于日语。不过，前苏格拉底学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对“爱智慧”的“哲学”，都强调“是由整个有组织的知识所组成”的本质，这和中国古代先人大哲对待“知”与“学”，“习”与“用”的态度十分相似。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发展“爱智慧”的“哲学”过程中，过度使用了他所依赖的“物理学”，而且可怕的是他的物理学结论大多是错的，因此必然导致了他“哲学”的错误。也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大智于这些西方哲学古人。本质地说，古希腊时期伊始，西方哲学就在整体上出现了科学化的倾向。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者也发现，这些古希腊哲学家都混淆了科学思辨和哲学思辨的界限，不过没人去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但西方一些顶尖物理学家和少数当代哲学家也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正在向古老的哲学原初“回归”，“现代物理学的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奥本海姆认为，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与佛教和印度教思想有诸多一致性，而且物理学所要做的不过是“古代智慧”的某个“例证”或是一种“促进”和“精细化。”玻尔更为直接，强调原子物理学当效法如来佛或老子这类先哲的思想。海森伯从日本的科学研究中看到同样的苗头，认为“东方传统哲学思想和量子力学的哲学本质之间有某种确定的联系”。
现代物理学的这些经验表明，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的任务，总是将重心慢慢向哲学迁徙。或言之，不管是任务还是势力范围，这种东方式的哲学本质上始终辖制着科学。虽然科学往往表现出与之抗衡的欲望，但又不得不无奈于自身的局限性。相反，东方特别是中国哲学“却在无限的伸展中始终从容”。在这一点上，整体的西方哲学或西方形而上学根本无法相比，这样的结果不仅反映了科学的局限性，也同时呈现了东方哲学的无限性。
对此，旅澳学者圣童用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伟大定理“哥德尔定理”作了颇为有力的说明。哥德尔定理通常可以表述为“对任何声称能确证，也就是证明或否证所有算术陈述的一致性形式系统F而言，存在一个既不能在此系统中证明也不能否证的算术命题。因此，形式系统F是不完备的。”通俗地，就是你身陷其中就无法对自身进行“证明”。用“集合论”的观点，就是身为集合A中的元素a，无法对整体的A进行有效认知或证明。虽然哥德尔从数学立场出发，但最后的哥德尔定理却并非只针对数理逻辑问题，而是统摄了整个形式逻辑系统，因此进入了深刻的哲学层面，“哥德尔的研究成果除了不完备性的深奥哲学结论，及其在知识论和人类认知极限上所衍生的影响，还对思想与计算机机械化的问题有重大启示。”它也划定了人类逻辑认知世界的界域，人类对世界的逻辑认知是有限的，这也同时告诉我们知识以及各类科学学科的局限性所在。这些“界限”的划定颇具时空性，只要身在时空之内，对该时空的认知必受局限。表面上，这似乎和大卫·休谟的怀疑论很相似，但休谟本身的诸多观念已经触犯了该定理。同时，康德所谓的“科学”、“形而上学”也难逃哥德尔定理划定的“地牢”。为此，圣童博士对康德的哲学做过如下质疑，认为后者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到底在用什么“部位”去认知那个物自体，是用“大脑（思维/意识）”还是用“心（智慧）”。在圣童看来，人脑的思维/意识是一种“他识”，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人认知物自体是要借助“自识”的能力，“自识”能力即智慧提供的能力，对哲学或形而上学进行科学化态度的恶果也就得以明示，西方哲学发展的“死穴”也恰恰于此。哲学因为是智慧的学科，所以它只能是那些具有了然一切能力的人的认知结果的“集合”而不当是科学的形式逻辑的推理论证结果的“总合”。科学不仅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充满了错误，即便是今天依然存在一筹莫展的局限。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万有理论”至今都无法“完成”的现实就是极好的例证。
科学方法在形而上学中的应用。就在西方哲学研究者不断“抱怨”中国（古典）哲学匮乏“体系”性论证而难成理论式“哲学”的同时，一种依照物理学和数学常用的科学方法而建构起来的中国传统本质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却应运而“生”，这就是旅澳学者圣童博士的“形上本体论哲学”。
凭借自然科学“出身”的学术功底，圣童博士以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老子言说的“道”为基础，从西方自然科学理论角度出发，借助“集合论”的概念，以《易经》所提供的“二进制”之逻辑理论对宇宙从“无”到“有”的发生，再由“生命”出现并延续至今的缓慢过程进行了单向（不可逆）顺序的推演，并以统一且自洽的“无缝衔接”构筑出了具有物理学性质的独特“天体模型”，即“形上本体哲学体系”基础构架《形上本体论哲学》，该书是纯粹的纲要性逻辑演绎，在形式上颇似维特根斯坦《形式逻辑哲学》的风格，那种语义式的“论证”基本从行文中删除，从而突显出其强烈的逻辑本质。
在摆脱哥德尔定理的“界限”辖制性问题上，作者采取了数学以及物理学方面常见的“预设”手段，将“研究对象”、“研究者”以及“研究目的”作了明确规定：“研究对象”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研究者”并非“人”而只是一个“虚设”的客观立场。这两点设定不仅将“形上本体哲学”完全区别了西方以往的哲学和中国现当代（从西方舶来的种种）哲学，同时也有效地免除了哥德尔定理所划定的“界限”问题。至于“研究结果”，则强调了科学化、系统化、理论化的“通约性”要求。为了避免歧义，该书对诸多名词、术语，比如“本体”等概念都事先给出定义。无论之前不同语种对某些词的词义有如何的规定差异，进入该系统后，都需依从该系统所规定的词义。这样的建构最大限度地强调了整套系统的通约性。
在整体系统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作者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集合论”他只取用了观念性的内容而并不涉及技术推演。其主要采用的只是《易经》提供的“二进制”推演技术，该理论不仅在中国传统哲学中通行，即便在西方科学系统里也同样得到公认和应用。这样的理论技术选择，就从根本上将该哲学所建构“宇宙模型”的适应性扩展到了目前最大的限度。理论采用的越少，结论所受到的限制越小。
圣童博士已将“形上本体论哲学”体系化地扩展到诗学、美学等分支，这样的扩展结果本身已经有力地印证了“形上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客观性。而我们又必须接受该哲学体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本质。换言之，西方比较哲学界所谓的中国传统哲学匮乏“系统”或“理论体系”的说法至此可以终结。
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明确，西方比较哲学界所强调的“通约性”问题并非出现在中国形而上学系统内，而完全是由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的完备性匮乏所造成。面对新出现的“形上本体哲学系统”，西方哲学至今未能回归他们古希腊源头本质的形而上学中去，而且背离得越来越远，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哲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进步和西方哲学整体性的败落。虽然西方研究者的错误态度“仅限于”比较哲学范畴，但西方那种自大、殖民的研究态度值得我们注意，特别是工作并生活在西方的一些华裔学者也持同样态度，就更需要我们警惕，这也是主动维护比较哲学学科整体学术纯洁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比较诗学视阈下唐诗‘客观诗本体’及其世界性影响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3BWW008）
【注释】
①余纪元，张志伟主编：《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26～532页。
②③④⑥⑦[澳]圣童：《神性本体哲学》，悉尼：澳大利亚汉语书局，2011年，第21页，第27～30页，第23页，第23页，第23页，第13页，第15页，第16页，第16页，第27页，第27页。
⑤[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第42页。
⑧叶秀山：《哲学要义》，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第49～50页。
⑨[美]布鲁斯·昂：《形而上学是什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⑩[美]D.J.奥康诺：《批评的西方哲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91页，第86页，第86页，第79页。
[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页。
Stephen Hawking. A Brief History of Time-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London： Bantam Books， 1988： p163-179.
[澳]圣童：《形上本体论哲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
责编/张晓
风险投资比较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本文分别从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这两个角度，对银行新建投资和并购两种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进行了分析，从理论上验证了并购是中资银行拓展海外市场的理性选择。并结合中资银行已开展的海外并购活动，得出后危机时代中资银行施行“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中资银行；跨国并购；动态博弈
纵览近百年的全球金融市场，共发生了5次并购高潮，而每次并购高潮都与金融危机相伴而生。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并购活动也异常活跃：2008年9月，摩根大通以1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已有119年历史的华盛顿互惠银行的部分业务和分支机构；英国巴克莱银行收购了已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美国银行收购了已有94年历史的美林证券，成为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以及人寿保险等各领域的综合性银行巨头。由此可见，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也将可能引发第6次并购浪潮。经过30余年的体制改革，我国商业银行现已初具规模，保持了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综合实力也有了显著提升。我国商业银行银行应抓住金融危机这一机遇，积极开展海外并购活动。
一、文献综述
对外投资模式是中资银行跨国投资面临的首要问题，不同的投资模式对银行产生不同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企业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进行了大量研究。
（一）一般方法下的研究
吉尔伯特和纽伯里（Gilbert和Newbery，1992）研究了市场力量对进入方式的影响。他们认为，在一个高度集中的行业中，一般倾向于采用并购而非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可能是因为当市场增长时，原有的市场在位者往往会做出激烈反应，以维护他们的市场影响力，以新建投资方式很难进入。米勒和帕克（Miller和Parkhe，1998）对影响美国银行进行国际扩张的组织形式决策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美国银行在东道国所提供的银行服务水平依赖于其组织形式的不同，并且以子公司形式出现的跨国银行的数量受进入壁垒、全能型银行业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投资规模、银行体系的发展状况以及差别税率的影响。罗谢尔和霍尔库姆（Rochelle和Holcomb，2001）考察了不同因素对并购或新建方式选择的影响，认为市场集中度、市场增长率、市场规模、银行规模、市场份额、银行专业度等6个方面的因素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最为直接。福卡雷利和波佐洛（Dario Focarelli 和 Alberto F.Pozzolo，2005）通过对经合组织260家大银行海外分行和子公司的研究发现，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对银行跨国投资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其中，通过并购高经济增长和具有良好竞争前景的银行来获利是银行跨国并购的重要动机。在金融中心，银行更倾向于新建投资而非并购，而在那些对银行活动监管不严的地方，银行则更偏向于并购。
国内方面，胡峰、曹圣希（2003）通过对1978—2001年期间发生的2357起银行跨国并购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信息成本是阻碍跨国并购开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距离因素的影响作用在减小，而并购双方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和双方风险程度指数差异的影响作用在加大。郑迎飞、陈宏民（2006）研究发现，东道国规定外资参股上限降低了外资银行的技术转移动机，但有利于保护国内银行的利益。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的参股比例越高，则对其技术转移程度越高，而对外资新建投资银行的技术转移程度越低。但外资银行对其海外全资分支机构的技术转移程度总是高于参股银行的技术转移程度。王向荣（2007）将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因素归结为东道国的市场因素、并购银行因素、目标银行因素、区位因素。他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且对外资管制程度低的国家，跨国并购更易开展；并购银行的效率和并购银行的国际经验对银行并购有正的影响；若被并购银行规模小、发展潜力大，银行并购更容易成功。
（二）博弈论方法下的研究
高格（Gorg，2000）构建了一个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双寡头垄断模型，采用古诺均衡分析了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对市场结构的影响，分别考察并购前后的市场模型，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并购投资是理想的进入模式，但当适应成本很高的时候，新建投资是另外一种选择。刘振宇（2007）针对发展中国家，从东道国的视角建立了一个跨国银行新设投资和并购比较的博弈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收购价格、垄断利润和新设投资的利润是影响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3个最重要的因素，而新设投资的成本、东道国银行的技术水平以及东道国市场消费者剩余的大小都会对跨国银行投资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在完全信息博弈下，假定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对其他所有参与人的支付函数有完全的了解，即支付函数是所有参与人的共同知识。具体说来，市场上的其他竞争者清楚地知道市场进入者的成本函数及成本类型。
具体考虑中资银行对外投资模式的博弈过程，设银行1为海外市场上的某一在位银行，银行2为欲进入海外市场的中资银行。首先银行2决定选择并购方式还是新建方式进入市场，若选择新建方式则博弈结束，双方在东道国市场上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若选择并购方式，则银行1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并购，若接受并购，则银行2获得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若拒绝并购，则银行2以新建方式进入市场，双方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
显然，银行2与银行1进行序列选择，行动有先后次序，这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因此，本文基于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对中资银行对外投资模式的选择进行分析。
（一）模型概述与假定
为简化分析，假定东道国市场上仅存在一个在位银行——东道国银行（银行1），又存在一个中资银行（银行2）准备进入东道国市场。设东道国市场上的线性需求函数为： ， 是一个正常数， ，表示市场上的总产量，市场价格由二者产量共同决定。均衡产量是指供求均衡时一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本文所指银行的均衡产量这一概念则比较复杂，具体说来包括存贷均衡、货币供求均衡、日常营业收入支出均衡等等，为了简化分析，这里使用传统意义上的需求函数求解来简单描述银行的均衡产量。
假定市场上有高低两种成本类型，分别表示为边际成本 和边际成本0，而成本高低受很多因素影响，如资本充足率、抗风险能力、盈利水平、坏账比率等等。后金融危机时代，假定东道国市场上的银行1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成本可能上升，因而可以假定银行1的边际成本为 ；中资银行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此时成本较银行1可能降低，但此前中资银行实力弱于海外市场上的银行，所以此时中资银行的成本类型无法确定，为了分析的全面性，分别假定银行2为高成本类型和低成本类型，边际成本分别为 和0；为了简化分析，假定银行1在本国市场上没有固定成本，而银行2进入东道国市场也没有引起相应的固定成本；在完全信息下，银行2清楚地知道银行1的边际成本为 ，而银行1也知晓银行2的成本类型。
本文将双寡头古诺竞争和垄断竞争引入博弈模型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分别分析新建和并购给银行1和银行2带来的利润，从而将实际问题模型化。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下面分析完全信息下动态博弈过程，并求解对应的子博弈纳什均衡解。
1. 银行2为高成本类型，边际成本 。若银行1拒绝被并购，银行2以新建方式进入市场与银行1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其利润函数为：
银行2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所以，均衡产量为：
银行1的利润函数为：
由银行1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求得银行1的均衡产量：
银行2的均衡产量为：
据此，
若银行1接受并购，则银行2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其利润函数为：
由银行2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求得均衡产量为：
此时，垄断利润
银行1接受并购的条件是，银行2提出的并购价格 ，因为银行1拒绝并购并不会改善并提高自己的利润水平。而只要银行2以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得的垄断利润减去为此支付的并购价格大于在新建方式下获得的双寡头竞争利润，银行2就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根据以上论述，若以并购作为最优选择，只需证明 成立即可，所以，设：
只要 ，则 恒成立，也就是 恒成立，此时，银行2以并购方式进入海外市场获得的利润高于以新建方式进入获得的利润。所以，在中资银行为高成本类型条件下，以并购方式进入海外市场是中资银行的最佳选择。
2. 银行2为低成本类型，边际成本 。若银行1拒绝被并购，银行2以新建方式进入市场与银行1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其利润函数为：
由银行2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求得均衡产量为：
银行1的利润函数为：
由银行1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得到银行1的均衡产量：
银行2的均衡产量为：
据此，
若银行1接受并购，则银行2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其利润函数为：
由银行2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求得均衡产量为：
此时，垄断利润
银行1接受并购的条件是，银行2提出的并购价格 ，因为银行1拒绝并购并不会改善并提高自己的利润水平。而只要银行2以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得的垄断利润减去为此支付的并购价格大于在新建方式下获得的双寡头竞争利润，银行2就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根据以上论述，若以并购作为最优选择，只需证明 成立即可，所以，设：
化简得：
若使 成立，只需 成立即可，即 成立。
所以，只要 ，则 恒成立，也就是 恒成立，此时，银行2以并购方式进入海外市场获得的利润高于以新建方式进入获得的利润。所以，在中资银行为低成本类型条件下，以并购方式进入海外市场是中资银行对外扩张的最佳选择。
表1：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银行1、银行2的收益矩阵图
银行2
银
行
1 接受
拒绝
综上所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海外市场上的银行受到巨大冲击，资本充足率、盈利水平等下降的条件下，将海外市场的银行视为高成本类型。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不考虑中资银行的进入成本，若中资银行为高成本类型，只要 ，并且提出的并购报价 ，则东道国银行会接受并购，拒绝并购并不会带来利润的提升，并购是中资银行对外扩张方式的最佳选择；若中资银行为低成本类型，只要 ，并且提出的并购报价 ，则东道国银行也会接受并购，并购仍然是中资银行对外扩张方式的最佳选择。对于中资银行，无论是高成本类型还是低成本类型，相比新建投资进入，并购都会带来更高的利润。因而，并购是我国银行业对外投资的最佳选择。
三、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竞争中各国银行存在商业机密是合理的，海外市场上的银行并不完全了解中资银行的成本类型是合理的假设，因而，我们可以将中资银行对外扩张模式的选择问题置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框架下考察。
对动态贝叶斯博弈的分析讨论可以借用海萨尼（Harsanyi）转换的思路和方法，将对收益的不了解转换为对类型的不了解，从而把不完全信息的博弈转化为完全但不完美的动态博弈。
海萨尼首先给出了一种模拟和处理这一类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方法，即引入一个虚拟参与人——“自然”，“自然”首先选择参与人1的类型（这里是他的成本）。在这个转换博弈中，参与人2关于参与人1成本的不完全信息就变成了关于“自然”的行动的不完美信息，从而这个转换博弈可以用标准的技术来分析。
（一）模型概述与假定
为简化分析，假定东道国市场上仅存在一个在位银行——东道国银行（银行1），又存在一个中资银行（银行2）准备进入东道国市场。设东道国市场上的线性需求函数为： ， 是一个正常数，其中 ，表示市场上的总产量，市场价格由二者产量共同决定。
仍然假定银行1的边际成本为 ；中资银行知道自身的成本类型，设银行2为高成本类型的概率为 ，低成本类型的概率为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银行1并不了解银行2的真正成本类型，银行1知晓银行2为高成本类型的概率为 ，为低成本类型的概率是 ，并且 。
（二）模型构建与分析
博弈过程可以描述为：银行2首先选择对外投资方式，若选择新建投资方式，则二者在东道国市场上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若选择并购方式，则银行2向银行1提出并购意向，银行1可以选择接受并购，也可以选择拒绝并购；如果选择拒绝并购，则银行2以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这时两家银行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如果选择接受并购，此时，银行2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
下面分析动态博弈过程，并求解对应的完美贝叶斯纳什均衡解。
1.银行1拒绝并购，银行2以新建方式进入市场。因为银行2知道自身边际成本类型，首先考虑高成本类型的情况，此时，边际成本为 。若银行1拒绝被并购，银行2则以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与银行1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其利润函数为：
由银行2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求得均衡产量为：
其次考虑低成本类型的情况，此时，边际成本为 。若银行1拒绝被并购，银行2则以新建方式进入市场与银行1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其利润函数为：
由银行2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求得均衡产量为：
已知银行1的边际成本 ，由于其不知道银行2的真实边际成本，则银行1的期望利润为：
银行1期望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将 ， 代入上式，解得：
所以，银行1的均衡产量为：
此时，银行2的均衡产量分别为：
，
即得到若银行1选择拒绝并购时，银行2以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后续博弈贝叶斯均衡解。
此时，银行1的期望利润为：
当银行2为高成本类型银行时，其真实边际成本为 ，由于银行1选择拒绝并购，银行2则以新建投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与银行1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银行1、银行2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当银行2为低成本类型银行时，其真实边际成本为 ，此时，银行2与银行1进行双寡头古诺竞争的利润函数分别为：
2. 银行1接受并购，银行2以并购方式进入市场。若银行1同意接受并购，当银行2为高成本类型银行时，其边际成本 ，这时银行2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其利润函数为：
由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求得，
所以，银行2的均
衡产量为： ，此时，银行2获得的垄断利润为：
银行1接受并购的条件是，银行2提出的并购价格 ，因为银行1拒绝并购并不会改善并提高自己的利润水平。只要银行2以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得的垄断利润减去为此支付的并购价格大于在新建方式下获得的双寡头竞争利润，银行2就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根据以上论述，只需证明 成立即可。
将 、 、 代入上式，并定义二次函数：
由函数性质可知，其图像为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而
只要 ， 、 均成立，从而在 范围内， 永远成立，即 永远成立。此时，银行2选择并购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得的利润大于以新建投资方式进入获得的利润，并购是中资银行对外投资模式的最佳选择。
若银行1同意接受并购，当银行2为低成本类型银行时，其边际成本 ，这时银行2在东道国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其利润函数为：
由利润最大化一阶条件求得：
所以，银行2的均衡产量为： ，此时，银行2获得的垄断利润为：
同前所述，若并购为最优选择模式，只需证明 成立即可。
将 、 、 代入上式，并定义二次函数：
由函数性质可知，其图像为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而
因此，当 时，在 范围内， 永远成立，即 永远成立。并购是中资银行进行对外投资的最佳选择。
表2：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银行1、银行2的收益矩阵图
银行2
银
行
1 接受
拒绝
由此我们证明了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不考虑中资银行进入海外市场的成本，只要中资银行提供的并购报价 ，且 时，无论中资银行是何种成本类型，其边际成本是多少，东道国银行一定会接受并购，因为拒绝并购并不会带来利润的提升；对中资银行而言，并购会带来比新建更高的利润。因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并购是中资银行对外投资的最佳选择。
四、结论及启示
通过以上对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和不完全动态博弈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并购是中资银行进入海外市场的最优策略，而后危机时代我国商业银行的行动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结论。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资银行已经抓住机遇进行了一系列的海外并购，如2007年8月，中国工商银行以46.83亿澳门元的价格收购了澳门诚兴银行79.9%的股份；2007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以54.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份；中国民生银行以3.1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联合银行控股国内公司9.9%的股份；2008年6月，招商银行以363亿港元的价格成为香港永隆银行的全资股东；2008年9月，中国银行以3.36亿美元的价格对法国洛希尔银行20%的股权进行了收购；2010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又成功收购了泰国ACL银行97.7%的股份。中资银行正在以并购方式逐渐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同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们可以从中资银行的并购活动中得到以下启示：
（一）抓住金融危机这一机遇，积极开展并购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开展并购的最佳时机，此时，银行并购的潜在对象增加并且竞争对手减少，而且交易成本下降。我国银行业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资本充足率较高，不良贷款率较低。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升值也给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海外并购带来巨大的成本优势。而且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政府往往会适度降低门槛，吸引外资，帮助化解金融风险，这就为我国商业银行进行跨国并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深入，我国对金融业的一些管制也逐渐放松，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条件。我国商业银行应抓住机遇，积极开展海外银行并购。
（二）明确根本出发点，提升核心竞争力
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通过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整合而形成的银行独有的、支撑自身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和一般的工商企业一样，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胜利，并能够长足地发展，每一家银行都必须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多的银行并购案例证实，基于提升银行核心竞争力的并购才会是有效率的并购。我们要充分利用被兼并方的资源优势提升核心竞争力；利用并购调整银行结构以突出核心竞争力；通过并购培育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基础。
（三）以实现优势互补作为确定银行并购对象的关键因素
首先，选择有潜质的并购对象。考察并购对象是否能增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否能优化价值活动或价值链、是否在未来能有足够的盈利空间等；由于当前银行业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在选择过程中要特别考虑“差异化”标准；同时，并购对象要符合银行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具有未来盈利的潜质。其次，选择协同效应高的并购对象。在并购对象确定之时就对并购后的业务、人员乃至企业文化的整合难度进行分析，争取达到“1+1>2”的效应。最后，中资银行在进行并购对象的选择时，应该着眼于拥有强大实力但却被低估的多专长或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的银行。
（四）以梯次扩展作为银行并购的区位路径
中资银行在实施并购时必须要有充分合理的战略根据和良好的定位。根据西方的区位选择理论，在并购中确定目标区位的三个标准是成本最小化、接近市场和获取集聚经济效应，针对中资银行跨国并购刚刚起步的特点，除上述标准外，还要考虑文化亲和力的要求。由此，我们认为中资银行并购的区位路径依次为先国内后国外、先周边后欧美、先新兴市场后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胡峰，曹圣希.银行跨国并购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
[2]刘振宇.跨国银行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东道国视角[J].南开经济研究，2007，（1）.
[3]王向荣.我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路径分析[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4]伍江.博弈视角下的企业兼并模型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8.
[5]Dario Focarelli，Alberto F.Pozzolo.2005.“Where Do Banks Expand Abroad?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6）：2435-2463.
[6]Gorg，H.2000.“Analysing Foreign Market Entry，The Choice Between Greenfield Investments and Acquisi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3）：165-181.
[7]Miller，S.R.，Parkhe，A.1998.“Patterns in the Expansion of U.S.Banks’Foreign Operation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359-390.
（特约编辑 齐稚平；校对 GX）
风险投资比较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目前，民间金融正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逐渐发展起来。我国目前金融体制不健全，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正规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在区域内存在缺陷。这给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民间金融具有弥补正规金融不足、促进市场机制发育完善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民间金融；比较优势；正规金融机构
民间金融历史悠久，从原始社会末期就开始出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步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民间资金逐步增多，民营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各类市场主体都对资金的需求逐步提高，在金融机构信贷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民间金融亦东山再起。我国目前金融体制不健全，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正规金融机构及业务在区域内存在缺陷。这给民间金融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资金的趋利性成为民间金融的第一推动力。
一、当前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现状
在我国，正规金融是指受国家严格监管，在职能部门注册在案，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下运行并且受到保护的部分。而民间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民间金融是各种民间融资的总称，即除正规金融金融以外的金融，它处在国家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之外，不在官方的统计报表中被披露，属于一种非正规的金融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市场的主体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为扩大资金供给渠道，他们转向民间金融。我国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管制较宽松，相继出台政策赋予部分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但由于民间金融发展中出现一系列问题，政府对民间金融组织及其活动进行了整治。进入21世纪后，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民间金融在市场经济中作用逐渐增大。2006年，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在全国27个省份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2005年我国民间金融总量约为2.9万亿元左右。中小企业向民间融资占正规融资比重，东部10省区企业、中部8省区企业和西部9省区平均值分别为42.41%、 41.39%和38.31%，全国27省区的平均值为40.7%。民间金融涉及的存贷款规模占正规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的比重，全国27省区为32.34%，东部地区10省区为33.95%，中部地区8省区为30.43%，西部地区9省区为32.24%。吴晓灵在“2005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说：“经中国人民银行调研，推算我国民间融资规模为9 500亿元，占GDP6.96%左右，占本外币贷款的5.92%左右。”花旗银行2004年进行一项研究报告，他们估计，在2004年我国民间金融规模会有9 000亿，大约占当年银行总存款的4%或当年GDP的6.5%。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正规金融不愿涉足或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金缺口。中小企业融资难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民间金融在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方面功不可没，使中小企业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
二、民间金融存在的比较优势分析
在一些正规金融的服务不能覆盖到的领域里，民间金融作为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存在着比较优势。正规金融的正规化使它们因为一些条款、限制条件将很大部分企业和个人排除在他们的对象之外，这使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出现了巨大的缺口。金融市场是多层次的，市场的参与者多种多样，资金的供求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某些地区，比如一些低收入地区、偏远山区以及小规模经营的农业地区，正规金融在这些数额较小且十分分散的金融交易中，所花费的成本是十分昂贵的，所以把这些地区排除在正规的金融制度之外。而民间金融可以在这样的地区发挥作用。因此，民间金融具有弥补正规金融不足、促进市场机制发育完善的积极作用。
（一）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存在比较优势
融资难问题一直是阻碍中小企业发展的难题。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金融系统一直存在着较强的金融抑制。正规金融部门受制于行政化的干预，往往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资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优先满足于事关国家命脉的基础性产业，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在这种金融抑制下，以及正规金融机构出于自利本性和对风险的控制，正规金融机构主要为国有大企业服务。中小企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可能的道德风险很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到款，而且资本市场的诸多上市限制也使得其直接融资的希望变得极其渺茫。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作为理性的经济主体，中小企业可以从民间更容易获得资金，过程简单，可以解决临时资金需求。因此，民间金融在这方面存在比较优势。民间金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促进了广大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随着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小企业对融资的需求也会变得更加庞大和急迫。民间金融的比较优势会更大。
（二）民间金融在信贷方面存在比较优势
正规金融机构利用信贷配给的约束使其在信贷交易中避免发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样就会使得一些资金不足处于创业过程的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同样，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和居民也得不到贷款。他们对贷款的正当需求不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全部得到满足，就转向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在信贷方面存在的比较优势主要有：
1.民间金融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存在比较优势
正规金融机构的特点是管理冗杂，管理层级多，人员队伍大，业务辐射面很广，客户数量极多，因此，它们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而民间金融具有的“草根性”，他们发放的贷款主要是相互熟悉了解的关系型信贷，因此，对于某些借款者，民间金融比正规金融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我国是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存在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就使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民间金融一般在某个区域的小范围内进行，发生交易的双方都是在当事人熟悉的人际圈内。民间金融机构管理层级简单，与借款人彼此互相熟悉，平时能够知道对方较多的信息，知道他们的经营特点和经营状况，还能掌握对其有约束的社会关系，因而能够知道对方借钱用在哪个方面并且知道对方的盈利情况，并能对其行为进行跟踪。因此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民间金融比正规金融花费成本低，存在比较优势。
2.民间金融在信贷抵押品事项上存在比较优势
在企业进行贷款时，正规金融机构对企业抵押品的质量要求很高，抵押程序有严格的规定。虽然企业一般有土地使用权抵押、房产抵押、商品抵押、股权证质押、存款抵押等等，但也要在抵押品手续办妥了以后商业银行才同意发放贷款。对信贷抵押品有严格要求，这就使一些企业不能够满足其信贷抵押品质量要求。就民间金融而言，对抵押品的质量和抵押程序就没有那么严格。他们可高可低，抵押品多种多样，主要有住房抵押，劳动力抵押，未收获的农作物抵押，牲畜抵押。甚至家俱和农具都可以抵押；一张普通的经担保人签字的文书也可以抵押。抵押手续往往也非常简便。在某个区域的一个狭小的信贷交易圈内，民间金融主体对信贷抵押品可以放得很开，民间金融机构对这些人际关系和加工品、农产品了如指掌，了解其市场价值、销售渠道和社会背景，很容易处理这些抵押品。处理这些抵押品的费用也不高，比较容易通过熟悉的途径得到抵偿。所以，在某个区域内，民间金融主体容易确定信贷抵押品，在信贷抵押品事项上，民间金融具比较优势。
三、发展民间金融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民间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通过两者的互相发展和补充，民间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可以降低正规金融部门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利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可以弥补民间金融机构资金不足的缺陷。在菲律宾和巴基斯坦，银行可以扶持民间金融部门，给其放款，提高了民间金融的放贷能力。在阿根廷，当地的大型银行和汽车销售商利用合会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发展汽车按揭贷款业务，提高汽车的销量。以上案例表明，重视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互补性并加强其合作进而实现共同发展应该作为一条探索思路。
政府应在在大力发展正规金融的同时，根据民间金融自身存在的特点和潜在问题，也应对民间金融区别对待，分类管理，合理划分。加强法律管制和市场约束，着手创建更好的法制环境来使其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建立跟踪监测体系，使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和谐发展，各自分工；完善多层次融资体系，创造一个和谐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汉平，等.当前民间金融持续升温的原因及对策[J].广西金融研究，2001，（4）.
[2] 康正平.农村金融融资瓶颈与民间信用的替代效应分析[J].金融纵横，2004，（12）.
[3] 周彬.关于中国民间金融的思考[J].北方经贸，2002，（1）.
[4] 韩骏.当前农信社不良资产反弹及治理对策[J].华北金融，2008，（7）.
风险投资比较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如今，社会经济形势，在快速发展情况下，不同产业相互之间竞争关系也愈演愈烈，在此大环境之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下一种提高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方法，就实质来说，国内各个地方政府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为迫切。为探究多个影响因素对江苏产业升级的综合作用，本研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通过一系列的资料查询，将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体系，这五个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并采集了13个市的数据样本，结果发现：其一，在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体系水平不变化的前提下，对品牌优势的培育，对产业升级的提高是有效果的;其二在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不变化的条件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推动产业升级有作用;其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是能够明显地促使产业升级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其四，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的指引作用。
关键词：江苏;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法
1 引言与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也在不停的进行着变革与发展。产业结构的改变与产业升级影响因素的种类、数量质量，密切相关。根据不同地区所拥有的影响因素的不同，针对性的进行结构调整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不少专家就以产业升级影响因素进行过研究，而江苏省作为制造大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打造全方位、立体式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有这方面针对性的研究报道较少。本文将就以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还有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体系这五个要素进行区域性研究，正确认识影响江苏产业升级的因素及其作用，有助于江苏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更有针对性、更科学地制定地方产业升级策略，从而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提升产业竞争力，早日实现江苏“工业强省”的宏伟目标。
各方对“产业升级的内涵”定义不同。首先，据国外研究表明，庫兹涅茨将三大产业界定为工、农、服务业三大类。并且从价值层面进行考虑，产业结构升级便是将产业产值进一步升值。另外，国内研究则认为，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理解产业升级：不仅单纯局限于产值的变化程度，而是进一步注重升值的过程。
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一直是研究重点，产业升级测量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产业结构优化为基础的思路（陈静和叶文振，2003）;二是基于产业效率提升的思路（Kaplinsky，2005）;三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徐德云，2008）;四是基于自行构建指标的思路（程如轩和卢二坡，2001）。且产业升级影响因素是设定产业升级策略的必要环节。产业升级与多环节多层级因素均息息相关，就目前研究阶段，两者之间的影响程度，意见不一。因不同学者对产业结构所考虑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致，以及学科背景、专业特长等方面的不同，故导致其在讨论产业升级影响因素时持有不同观点，给本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
本课题以现有文献为研究资料，考虑江苏不同地级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实例，以影响江苏省产业升级的因素为解释变量，以IND为被解释变量，运用QCA软件进行计算并得出相关结果，以期得到不同因素之间的融合效应，同时期望以此为政府产业发展转型提供以一定建议。
2 研究技术
本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简称QCA）进行相关课题研究。这种方法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拉金（Ragin）根据集合论的基本规律开创的，它可以对数个并发条件组合形成的前因后果做出合理的因果解释。目前，随着该方法的成熟，愈多的西方学者将该方法应用到管理学学术研究中。
简单来说：首先，QCA方法确定了因果关系，选取样本案例，进行研究以设计相应的因果变量。其次，将变量转换为可分析的二分值（或者集合数）。最后，通过QCA分析软件，对赋值完成后的变量条件组合进行运算分析与检验结果，直到得出能够解释因变量的变量条件最优组合，对组合的因素、构成加以剖析，以得出本次研究的最终结果。
3 案例及变量说明
在案例选择上，本文选取了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和宿迁市作为案例样本。
在结果变量的选择上，我们参考周昌林等（2007）计量产业升级的方式，即用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Li）和相对应的产业增加值除以GDP（Pi）两者相乘再求和得出结果，用IND表示，如“式1”所示。为了减少误差，我们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开方处理，以便得出更为精确的结果。
IND=∑3i=1 Li*Pi，i=1，2，3（1）
主要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本文选取2015～2017三年间的统计材料，分别计算出13个样本案例的产业升级指数，并以三年的产业升级指数平均值作为模糊校准的最终依据。
在条件变量的选择上，由于江苏省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平均，不同的市有不同的因素制约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综合考量市场潜量、外部供应和社会背景等各方面，深入了解国家政策、海外经验，最后，将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体系作为条件变量进行分析。
3.1 品牌优势
在品牌优势度量上，本文借鉴国内首个省级“区域商标品牌发展指数”。它是由江苏省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工商局联合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联合发布，对各市品牌优势进行评估。江苏省区域商标品牌发展指数以品牌政策支持、品牌发展实效、品牌保护力度、社会协同效应、品牌发展潜力等五个一级指标和三十一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组成。本文通过对2014～2016年间的数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最后选取13个样本案例品牌发展指数的三年平均值作为最终依据。
3.2 科技创新水平
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度量，本文参考期刊“试论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李松，2009），该期刊构建指标体系了含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能力及创新经济绩效等4个一级指标，最后得出各地级市科技创新能力分项及综合得分与排名，本文参考其最终计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价依据。
3.3 人力资本
在人力资本的测度上，本文参考江苏人才发展研究院发布《江苏省省辖市人才竞争力报告》，对各地级市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予以评估。该报告主要从人才数量竞争力指标、人才素质竞争力指标、人才投资竞争力指标、人才平台竞争力指标、人才生活环境竞争力指标以及人才创新贡献竞争力指标等层面考量，进而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人才综合竞争力进行测算、评价和排名，结果指标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科学性。本文选取了江苏人才发展研究院2014年至2016年的公开数据，并取各市三年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数平均值作为最终评价依据。
3.4 对外开放程度
在对外开放程度的测度上，本文参考期刊“江苏省对外开放度的时间与空间差异”（冯雪芬，2013），该论文主要从外贸依存度指标（进出口贸易额与生产总值之比）和外资依存度指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之比）两个指标，来计算对外开放度（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平均求得），本文参考其计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价依据。
3.5 知识产权体系
在知识产权体系的测度上，利用回归分析计算回归系数，发现在各项知识产权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商标对其贡献最大，其次就是发明专利。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发明专利来反映知识产权体系，参考由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与保护协会主编的《江苏专利实力指数报告》对知识产权体系进行评估。该《报告》从专利创造、专利运用、专利保护和专利环境四个方面对江苏省13个设区市专利实力进行排名与分析。在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与保护协会发布的2014至2018年数据中，2018年的指标体系最为完善，因此本文参考《江苏专利实力指数报告2018》的计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价依据。
4 数据校准与结果分析
4.1 数据校准
对于QCA的模糊集解析，校准数据方式参考“四值模糊集校准法”。因为研究对象在特定变量上隶属程度高低不一，度量标准分为四个程度，分别赋值为“1”（表示完全隶属），“0.67”，“0.33”和“0”（表示完全不隶属）。上述数值也被称为“模糊集分数”，其中，“0”到“1”之间数值与案例隶属度成正相关。在一个产业升级影响因素中，按照各市在对应指标得分均值作为判定隶属度的依据。为了简洁明了地反映数据处理结果，用英文字母代替因素中文名称，令“P”为品牌优势，令“C”为科技创新水平，令“R”为人力资本，将令“K ”为外开放程度，令“Z”为知识产权体系，最终得到模糊集赋值表，如表1。
4.2 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分析必要条件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单个变量是不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首先，最重要的是判断变量相对于结果的一致性，现有研究表明，一致性得分大于或等于0.9时，认为单个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通过运行软件得到一致性得分结果如表2所示。
4.3 构建真值表
借助软件的真值表算法建立真值表。表格中，完全隶属赋值为“1”，完全不隶属赋值为“0”。将表1导入fs/QCA软件，同一时间将outcome定为IND，删除0案例（不存在的状态）的真值表行，得表3。
4.4 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分析在表3的基础上通过软件运算，结果如表4所示，即最终得到三个解，分别为复杂解、吝啬解和中间解。但是因为复杂解中出现的参数结果完全按照软件中变量设置所产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吝啬解中参数结果比较简易，其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差异，参考价值不高;中间解在二者之间。一般来说，本质上大都分析中间解，在本研究得出的计算结果中，复杂解与中间解的参数结果一致，所以我们将二种情况作为一种结果讨论。
综合上述，得到以下分析结果：（1）在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体系水平不变时，对品牌优势的培育，可以有效促进产业升级。（2）在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不变的条件下，巩固知识产权水平，会推动产业升级。（3）加强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4）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的指引作用。
5 启发与提议
本研究立足于QCA方法经过对江苏省产业升级起作用的五个因素的剖析，启发如下：
（1）江苏省为促进产业升级变化的过程，需要在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体系水平相对落后的前提下，对品牌优势的培育，有助于江苏省的产业升级进程。（2）在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有效推动产业升级。（3）在推进产业升级中，要着重注意人力资本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经研究发现，此两方面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江苏省产业升级。
基于以上启示，综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和有关实践，整理得出推进江蘇省产业升级建议如下：
第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在人力资本水平方面，由于江苏省的人口密集，且劳动力充足，但又因为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素质较低，高技术人才比较匮乏，故造成劳动力因素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江苏省应该提升劳动力素质，以建设人才强省，使得中高端科技人才在产业升级中发挥出关键作用。未来，江苏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应注意、注重驰名商标与发明专利的申请与保护，以此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增量。同时，应增加其他各项知识产权的利用率，更大高效率地发挥其潜在生产力。
第二，增强科技创新实力，大力培育品牌优势。增强企业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政府给予企业在自有、引进的专利技术的产业化转化资金支持，以改变以前的“江苏制造”，从而转变为高级的“江苏创造”，加强产品品牌建设与发展。有关政府应该积极争取国家高科技资源，并且吸引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为加速和提升江苏的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提供能量。
第三，持续稳定地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通过30年的发展，江苏省的对外开放已经由数量少、范围窄、发展慢的试点阶段，过渡到多方面、多层次、大跨步的全面发展阶段。但是近年来，由于国内国际多方面的原因，江苏省外贸增长幅度放缓。因此为了有效地增进江苏省的产业升级，唯有改善对外开放布局，以形成全新的格局。
参考文献
[1]李松.试论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J].科技经济市场，2009，（07）.
[2]冯雪芬.江苏省对外开放度的时间与空间差异[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06）.
[3]吴继英，赵喜仓，陈晓阳.知识产权保护与江苏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24）.
[4]陈晓雪.江苏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经济管理，2017，（23）：5.
[5]周昌林，魏建良.产业结构水平测度模型与实证分析——以上海、深圳、宁波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07，（06）：17-2.
